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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至24日，經濟日報在頭版繼續刊出“五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深度探析”系列調研報告，聚焦“防范化解重大風險”。

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了正確認識和把握五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如何穩步邁向共同富裕?如何讓資本規范健康有序發展?如何保障好初級產品供給?如何著力避免發生重大風險?如何穩步有序推進碳達峰碳中和?這些問題既是當下必須面對和解決的現實問題，又是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具有前瞻性、戰略性、長期性意義的問題。今年以來，聚焦五大熱點問題，經濟日報組成30多人的專題調研組，深入采訪部委、學者、智庫、企業，歷經3個多月，形成9萬多字的調研報告，自8月3日起陸續刊發。

把握防風險的認識論方法論

——正確認識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上)

本報調研組

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重大原則。黨的十八大以來，“防風險”成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反復提及的高頻詞，每每與“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等重大經濟社會發展議題并論，處于治國理政的重要位置。

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是需要正確認識和把握的“五個新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之一，體現出我們黨對內外部環境深刻變化與發展大勢的敏銳洞察，也為全黨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列出了重要的必修課。

新時代新階段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是一個新的課題

立足新發展階段，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是一個全新問題。這既源自發展階段、環境、條件、目標等新情況，又表現為風險本身的變化、演進、傳染、蔓延等新特征，還體現為對風險防范、化解、阻斷、止損各項工作的新要求。我們必須適應新發展階段的新情況新特征新要求，也必然要面對全新的風險與挑戰，以新戰略來解決新矛盾。

所謂“新”，最直接的表現是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發生了變化。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興市場國家和一大批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是近代以來國際力量對比中最具革命性的變化。相應地，全球治理體系變革處在新的歷史轉折點，發展中國家參與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不斷提升，全球治理多極化趨勢明顯。變革之中沖突加劇，爭奪全球治理和國際規則制定主導權的較量十分激烈，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抬頭，逆全球化思潮上升，許多國家內顧傾向明顯，甚至重拾冷戰思維。世紀疫情又加速了這一進程，全球生產和貿易面臨變局，金融和宏觀經濟治理進入未知領域，經濟領域的競爭延伸至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各領域，戰爭、能源危機等極端風險逐步從隱性走向顯性，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必須清醒意識到，過去幾十年總體上看“順風順水”的外部環境已經發生深刻復雜變化，在新發展階段，我們不但要破除自身發展進程中的各種“攔路虎”，還要全力應對有可能“逆風逆水”的一段航程，必然會面對全新的風險與挑戰。

所謂“新”，最大的變量是新一輪科技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影響世界。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加速創新，日益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全過程，其發展速度之快、輻射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科學技術正在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面對科技革命引發的變革契機，抓住了就是機遇，抓不住就是挑戰;面對科技進步帶來的質的突破，用好了就能催生新的發展動能，用不好就可能為未知風險的累積和蔓延提供“溫床”。比如，金融科技的深入應用顯著提升了金融服務能力，但如何有效防范金融科技形成的新風險、如何把握使用新科技的范圍和程度，仍然是業界爭論的焦點。可見，任何時候我們都要堅持“兩分法”，不能無視科技革命帶來的挑戰，也必須對那些撲面而來的未知風險保持警惕。

所謂“新”，最顯著的特征是風險的系統化、全球化蔓延態勢凸顯。縱觀新世紀以來，點上風險系統化、局部危機全球化的態勢愈發明顯。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到新冠肺炎疫情，風險蔓延速度之快、范圍之廣、跨度之大、疊加效應之強、破壞性之猛烈都前所未有。特別是疫情席卷了整個人類世界，對社會治理、生產組織、利益分配、政治格局、創新方向乃至思想理論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這些新情況新趨勢，都要求我們以全新的視角審慎應對可能出現的風險。

簡言之，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是新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如果不能充分認識和把握這個“新”，就難以深刻理解新時代新階段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重要性必要性緊迫性，難以在不穩定性持續增加的世界中謀求穩定的發展，難以在紛繁復雜的環境中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難以高質量制定政策、高水平執行政策，甚至有可能在防范化解風險過程中制造出新的風險。

消除模糊認識，處理好重大平衡關系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洞察經濟社會發展大勢，科學研判發展機遇與挑戰，站在全局和戰略高度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把“防風險”擺在治國理政重要位置，正是預見到了重大風險對我國現代化進程的影響力和破壞力。

黨中央強調要正確認識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一些地方和部門依然存在對統籌發展和安全認知模糊問題，特別是對“統籌”方法論的認識不足。這可能造成政策出臺上的“擠碰頭”、執行上的紊亂和不到位，也可能出現因短期暫時波動而影響長期戰略實施等現象。比如，對已經識別出的風險，雖然采取有效措施解決了表面上的“易爆點”，但形成風險的深層次矛盾未能徹底解決，新的風險點就會層出不窮;對一些已經暴露的風險點的成因、特征和演化趨勢認識不清、把握不準，做不到見微知著、一葉知秋，很可能造成“小病不治成大病，漏眼不塞大堤崩”的后果;對一些風險的關聯性認識不深，目光只停留一時一域，缺乏大局意識、系統觀念，在操作上容易引發次生風險……這些問題不解決，風險勢必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按下葫蘆浮起瓢”，工作上缺乏整體性、連續性、穩定性，疲于奔命四處救火卻抓不到根子。解決這些問題，必須更好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認識論方法論，并以此指導實踐。

——明確價值原點。“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我們黨的根本立場，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以人民為中心，不是一個抽象的、玄奧的概念，而是體現在經濟社會發展各個環節。特別是在面對重大風險挑戰時、處于作出重大抉擇的緊要關頭，如何考量短期風險與長期風險?如何平衡不同群體的切身利益?如何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只要堅持從這個價值原點出發，始終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就一定能夠作出正確決策，確定最優路徑，并依靠人民戰勝一切艱難險阻。

——厘清邏輯框架。“統籌發展和安全”，必須始終置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局中來把握。

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這個發展是安全發展、高質量發展，是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是持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從長期看，發展和安全是辯證統一的，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就是最大的安全。這就要求我們超越一般經濟學的視角，從政治經濟學層面統籌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既要善于運用發展成果夯實國家安全的實力基礎，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安全環境。這是我們在應對風險挑戰的豐富實踐中形成的深刻認識，也是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必然邏輯。

明確了價值原點，厘清了邏輯框架，還要認識和處理好一些重大平衡關系。

例如，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完全依靠政府力量，會損失資源配置效率，喪失經濟活力，出現政府失靈;完全依靠市場力量，會催生過度壟斷，排斥公共利益，引發兩極分化，出現市場失靈。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權衡，在理論與實踐層面的爭論貫穿百年、經久不衰。西方國家認識這一重大關系的“鐘擺”在政府與市場兩端反復搖擺，一朝碰壁出現重大風險和危機，就會“擺蕩”回另一端。

新的時代呼喚新的理論。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提出“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強調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有效彌補了西方對政府與市場關系在認識上的缺陷，也為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認識論提供了重大理論指引。當前人們高度關注的經濟結構失衡、地方債務高企、各領域政策“擠碰頭”等，從根子上梳理，都源于沒有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都是因為“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協同發力不到位。必須要既遵循市場規律、善用市場機制解決問題，又要讓政府勇擔責任、干好自己該干的事，揚長避短、有機結合，作用都能得到有效發揮，才能在穩定的經濟增長中不斷化解前期風險、不累積新的風險，也更有余地余力應對突如其來的極端情況。

再如，正確處理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系。無論是1929年爆發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危機，還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追根溯源，都起因于實體經濟的內部結構失衡、外部競爭力下降，是實體經濟扭曲體現到金融領域的危機大爆發。

不同國家對金融與實體經濟關系的認識是不同的。有專家分析說，有的國家認為金融可以獨立運行，特別是美國的華爾街人士，更強調金融自身的特性，認為在金融市場掙到了錢，這個錢就是“真”的，不考慮其背后是否有實體經濟的財富創造。有的國家在出現過度投機造成泡沫以致泡沫破裂時，才會關注二者關系，但很快就“好了傷疤忘了疼”。還有的國家在實踐中形成了金融與實體經濟的良性互動，但在理論認識層面卻缺乏總結和提升。我國一向高度重視處理好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在國內政策上，我們強調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的天職、是金融的宗旨，這也是防范金融風險的根本舉措。比如，中國人民銀行就研究推出了社會融資規模這一統計指標，力爭反映金融業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數量和程度。

百年來的各種局部或者全球性經濟危機無不表明，把握住了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就把握住了經濟可持續發展、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關鍵。對于當前我們重點關注的風險點如金融領域資金空轉問題、市場主體高負債問題等，既要從金融與實體經濟關系的角度去認識，也要通過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舉措去化解。

用好一系列規律性認識

道理千萬，關鍵要以實踐檢驗成效、在實踐中深化認識。

黨的十九大將“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置于三大攻堅戰之首，不回避矛盾，不掩蓋問題，從壞處準備，爭取最好的結果。幾年來，一系列務實舉措有力維護了經濟大局穩定。特別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攻堅戰取得重要階段性成果，守住了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加大逆周期調節贏得了空間。

宏觀上，我們有效遏制宏觀杠桿率過快上升的勢頭，2017年至2019年宏觀杠桿率總體穩定在250%左右;微觀上，妥善處置了一系列重大金融風險事件，有序處置各類高風險機構，有效避免了點上的風險系統化蔓延;制度上，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制度建設持續加碼，不斷健全風險預防、預警、處置、問責制度體系。

特別是在風險易發高發的重點領域，我們持續化解影子銀行風險，下大力氣改善金融脫實向虛、資金空轉等情況。清理整頓金融秩序，在營P2P網貸機構全部停業，非法集資、跨境賭博及地下錢莊等違法違規金融活動得到有力遏制;優化政府債務管理，調整地方債務發行進度，降低債務成本……截至2019年末，風險較高的狹義影子銀行規模降至39.14萬億元，較歷史峰值縮減了12萬億元。

2021年，我國經濟發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領先，經濟總量和人均水平實現新突破，國內生產總值(GDP)比上年增長8.1%，兩年平均增長5.1%，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名列前茅;經濟規模達到114.4萬億元，穩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人均GDP達12551美元，超過世界人均GDP水平;實體經濟發展向好，制造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9.8%，占GDP的比重為27.4%，主要工業產品產量穩居世界首位;國際影響力繼續擴大，我國貨物貿易額、外匯儲備均居世界首位，服務貿易、對外投資、消費市場規模穩居世界前列。可以說，取得如此亮麗的發展成績，著力防范化解各類風險的持續努力功不可沒。

但也要看到，世界經濟復蘇乏力，世紀疫情沖擊劇烈，世界主要經濟體的日子都不好過。以前被掩蓋的傳統結構性問題有可能急劇惡化，原本蟄伏的風險有可能在短期內集中顯現。對此，必須堅持科學決策和創造性應對，在風險處置上既要果斷出手又要精準拆彈，重點是用好在實踐中獲得的一系列規律性認識：

——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在重大歷史關頭、重大考驗面前，黨中央的判斷力、決策力、行動力具有決定性作用。越是面對風險挑戰，就越要強調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就越要步調一致向前進、沉著應對，這是我們有效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的根本保證。

——堅持底線思維。即使處于發展的順境，也要居安思危，增強對風險的預判，深入理解市場心態，關注市場曲線動向。特別是要在完善風險預警預判機制上下功夫，強化日常風險監測與評估，做好各類風險處置預案。

——堅持系統觀念。調整政策和推動改革要把握好時度效，分出輕重緩急，先立后破、穩扎穩打，在多重目標中尋求動態平衡，避免因一些政策調整過快過猛而打擊預期，非經濟領域的政策出臺亦需充分考量其對經濟領域的影響。既要防止不同領域政策“擠碰頭”造成的“合成謬誤”，又要防止將長期目標短期化、系統目標碎片化、持久戰打成突擊戰造成的“分解謬誤”，還要防止在處置其他領域風險過程中引發次生風險蔓延至經濟金融領域。

——在發展中防范化解風險。要在動態發展中把握穩增長與防風險的有效平衡，確保經濟金融穩定的同時持續鞏固經濟恢復向好勢頭，以經濟高質量發展防范化解風險。既不能只顧往前沖不看腳下路，也不能以發展停滯為代價解決風險問題，造成經濟發展失速的嚴重后果，甚至錯失發展良機。

——強化執行精準性。力爭使處置風險的每一步都踩在點子上、抓到要害處，將波及面和破壞力降到最低。對威脅金融穩定的重點領域風險，要精準拆彈，絕不能讓風險傳染蔓延;對于暴露明顯、短期化解會有陣痛但不會對全局傷筋動骨的，要果斷出手，長痛不如短痛;對可能持續存在的潛在風險，要主動化解，實現“慢撒氣、軟著陸”;對于體制機制方面存在的問題，要堅持以改革彌補監管短板。

備豫不虞，為國常道。總的來看，防范化解重大風險需要充足的資源。這個“資源”，包括指引方向的科學理論，強大穩固的實體經濟“基本盤”，結構優化、運轉健康的金融體系，富余的回旋余地以及豐富的政策“工具箱”。歸根結底，要廓清思想認識迷霧，在紛繁復雜的情況中牢牢把握主動權，提升防范化解風險的能力和水平。

面向未來，我們要進一步用好已經被實踐證明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持續積淀破解難題和化解風險的智慧，繼續按照穩定大局、統籌協調、分類施策、精準拆彈的基本方針，抓好風險處置工作，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調研組成員：本報記者 欒笑語 于 泳 郭子源 原 洋)

提升防范化解風險的能力水平

——正確認識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中)

本報調研組

無論是1929年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蕭條，還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及幾十年來世界各個角落發生的大大小小危機，人們總能在所謂“意外”與“巧合”中翻找出那條指向危機的線索，總能發現被人們忽視的經濟規律在默默發生作用，總能在事后驚覺那些貫穿于繁榮時期的盲目、扭曲、過剩、膨脹，其實早已一次次傳遞出累積風險的明確信號。

世界經濟已進入風險易發、高發期，能否精準預判風險苗頭、把握危機走向，至關重要。對于我國而言，諸多新興領域既無可參照的發展路徑，也無可照搬的成熟經驗，為此必須增強預判風險的本領，提高防范化解風險的水平。

經濟領域風險的成因與演化日趨復雜

風險往往具有較強的隱匿性。人們習慣用“黑天鵝”“灰犀牛”來比喻風險。前者指的是那些意料之外的、產生重大影響的風險;后者指的是那些由于太常見而被忽視的風險，如同犀牛，待它真正沖到眼前，人們才驚覺為時已晚。

“黑天鵝”難以預測，“灰犀牛”雖不易察覺卻有跡可循。1992年的歐洲貨幣體系危機，可以被看作20世紀70年代以前布雷頓森林體系內在矛盾的翻版;1997年泰銖急劇貶值，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但早在1996年泰國就已出現金融不穩的明顯跡象，國際投機者蠢蠢欲動;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前，其房地產市場早已出現信貸擴張的巨大泡沫。

即便人們一次次被“灰犀牛”撞倒，但如何識別、預判潛在風險，至今仍是世界性難題。

一方面，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加深，風險的成因日趨復雜，從單一風險源演變為多點關聯風險源，風險識別的難度呈幾何級增長。以金融危機為例。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金融危機通常只表現為單一形式，比如，60年代的英鎊危機是貨幣危機，80年代的美國儲貸協會危機是典型的銀行業危機。但進入90年代，金融危機的綜合性特征愈發明顯，外溢性影響突出。例如，當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開始收緊時，世界經濟將經歷“痛苦”的調整過程：外部市場流動性突然收縮，一些發展中國家可能出現資本外流、貨幣貶值、資產價格下降等現象，如果該國的經濟基本面不健康，甚至可能引發金融危機。

另一方面，認識和操作誤區頻頻成為危機的“導火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對市場繁榮有非理性預期，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會投機心理盛行，采取放任自流的經濟政策，金融市場監管失效，縱容虛擬經濟盲目擴張，等等。

此外，經濟周期固有的“復蘇—繁榮—衰退—蕭條”也值得重視。當前，世界經濟依然低迷、復蘇道路曲折，我國經濟發展也面臨“三重壓力”，經濟下行有可能使各類隱性風險“水落石出”。

善于從經驗教訓中總結應對之策

不論是在經濟學的書本上，還是在實踐中，人們都發現并接受了一個事實——風險無法完全被消除，但這并不意味著面對風險無計可施。我們既要積極尋找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應對之策，更要在危機處置中汲取經驗、深化認識，總結行之有效的應對之策。

第一，用發展的眼光研判風險、用改革的手段化解風險，在發展中防范化解風險。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既不能因噎廢食，為了化解風險而停下發展的腳步，又不能揚湯止沸，只關注表面現象、不深究根本問題。比如，在化解產能過剩的過程中，我們強調采用改革創新的思路，綜合考慮經濟發展、結構升級和社會穩定等多重因素，有效避免了相關風險的“大爆發”“硬著陸”。

第二，堅持系統觀念，將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作為系統性工程來抓。在觀察風險時，我們既要關注經濟領域，又要考量非經濟領域對經濟的影響，還要關注嚴峻復雜的外部環境帶來的“輸入性風險”。在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時，需從多方面共同發力，既要用好“政府之手”，也要用好“市場之手”，形成合力。以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為例，不能僅僅依靠金融監管部門，財政部門等其他相關部門也要積極參與。

第三，發現苗頭果斷出手，避免單一風險演化為系統性風險。近年來，我國及時出手整治互聯網金融亂象，目前P2P網貸機構已全部退出經營;對虛擬貨幣炒作加以遏制，境內比特幣交易量全球占比從90%多下降至10%;針對一些負債規模大、可能威脅金融安全穩定的高風險企業，果斷決策、及時處置，穩穩托住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

第四，分類施策、精準拆彈，最大限度降低損失。在穩妥處置一些高風險中小金融機構的過程中，我們根據風險的不同特點、成因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分類施策、精準拆彈。在處置影子銀行風險、互聯網金融風險的過程中，以上特征也都有所體現。

第五，構建預警機制，做到早識別、早預警、早發現、早處置。具體來看，我們推行“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下的金融監管，建立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重點做好防范化解區域性、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協調工作;健全風險監測預警和早期干預機制，加強金融基礎設施的統籌監管和互聯互通，推進金融業綜合統計和監管信息共享。一系列有針對性的務實舉措，都旨在未雨綢繆、見微知著、抓早抓小。

密切關注、遏制、防范風險之源

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是一個動態過程，也是一個不斷謀求再平衡的過程。我們既不可能實現無風險的“真空環境”，又要將風險保持在總體可控的范圍內，維護經濟社會大局穩定。當前的一項重要工作，是密切關注、遏制、防范各層面各領域的盲目野蠻擴張。

其一，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是一個老話題。

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把舉債籌資作為發展經濟的重要杠桿。中央政府為了平衡國家財政收支、籌集建設資金等，會發行國債;地方政府為了彌補地方財力不足、應對危機和抗擊自然災害、改善民生和保護生態環境、推動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等，也會舉借“地方債”。

就債務本身而言，并非越少越好，債務風險與債務所對應的資產質量直接相關，只要資產質量有保證，債務風險就基本可控。需要關注的是地方政府隱性債務，一些地方政府超出自身財力，通過融資平臺公司、政府投資基金、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違法違規或變相舉債，形成隱性債務。而部分金融機構認為地方政府不會破產，在提升業績的驅動下為地方違法舉債提供“彈藥”，進而助推了隱性債務的增長。

隱性債務具有存量規模不清、增量難以控制、債務結構復雜、融資成本高企、缺乏有效監管、償債壓力過重等特點。可以說，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絕不是一個小問題，也不是一個能輕松解決的問題。有專家認為，2022年是地方債到期的高峰期。我們需要高度重視房地產行業承壓、土地市場降溫等因素對地方財政收入造成的影響。

其二，房地產市場風險較為典型。

2021年下半年以來，個別頭部房地產企業的債務違約風險逐漸顯性化，引發市場高度關注。從長期看，若既要保持房地產業健康發展，又要實現與經濟協調發展的目標，就需正視房地產業在經濟中的作用，合理定位房地產行業，進而為有效構建房地產市場的長效調控機制打下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房地產業對于國民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房地產業規模大、鏈條長、涉及面廣、關乎眾多就業，一頭連著經濟增長，一頭系著社會民生，其重要地位和作用在未來仍將持續。從這個角度看，保持房地產融資的穩定性對于穩定宏觀經濟、防范化解風險均具有重要意義。

房地產市場風險的成因復雜，既是長期矛盾累積的結果，又是短期融資市場收縮的結果。具體來看，一是房地產開發經營過度依賴金融杠桿，高負債、高杠桿、高周轉;二是房地產企業紛紛布局金融領域，投資、持股商業銀行、保險機構、信托公司等，產業資本過度進入金融行業。隨著經濟結構優化調整與轉型升級、“房住不炒”定位的進一步明確以及家庭資產配置邏輯發生變化，房地產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縮表、出清，“去金融化”“制造業化”“功能民生化”已逐漸成為行業共識。

治頑疾需用緩藥。去年下半年，部分金融機構曾誤解監管部門的房企融資政策，加之房企信用風險不斷抬升，融資市場曾出現短期、過度的應激反應，大幅收縮信貸資金，一定程度上誤傷了部分企業的合理融資需求，甚至造成預期不穩，引發“處置風險的風險”。下一步要在堅持“房住不炒”的定位下，積極穩妥處置已暴露風險，同時加強預期引導，進一步提升房地產金融政策的精準度，保持政策的連續性、一致性、穩定性，探索新的發展模式，加強對長租房市場、保障性住房建設的金融支持力度，因城施策，促進房地產業良性循環和健康發展。

其三，企業層面滋生的風險日益凸顯。

近年來，一些大企業盲目投資，非理性多元化擴張，過度依賴金融杠桿，產業資本過度進入金融行業;部分中小企業借助較寬松的融資環境渡過了難關、避免了被市場淘汰，卻掩蓋了自身存在的一些經營短板問題，甚至錯過了轉型機會。當政策收縮、再次面臨經濟下行壓力時，這些企業不約而同地出現了償債壓力，甚至形成了大批不良貸款。

以信貸領域的“聯保互保”為例。作為一種增信方式，互保、聯保曾是銀行業廣泛使用的“信貸創新”。在經濟上行期，多家企業結成擔保關系，約定如果一家企業無法償還貸款，由其余企業共同為其償債。此舉雖方便了企業融資，可一旦遭遇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一家問題企業就有可能將多家經營正常的企業拖入償債泥沼，“火燒連營”引發次生風險，導致風險蔓延。

總結歷史經驗不難發現，產生風險的直接誘因，除了一部分是產能過剩行業的風險暴露，更多的則是由于偏離主業的盲目投資。一些企業主投資意識很強，在流動性寬裕期間從銀行里借來的錢并非全部投入實體經濟，有一大部分進入了房地產、礦產、期貨等高風險領域。而在擔保鏈、民間借貸等關聯性因素擴散放大效應的作用下，一些企業自身資金鏈本來沒有問題，但因卷入擔保鏈出現代償風險。

這些年，我們經歷了一些大型企業集團破產重組事件，廣大企業愈發認識到、感受到“做生意是要有本錢的，借錢是要還的，投資是要承擔風險的”這一市場原則的硬約束。但也要看到，認識不等于行動，有行動的意愿不等于有行動的能力，企業進退兩難、“飲鴆止渴”的情況也并不少見，風險亦在持續累積。

“禍幾始作，當杜其萌;疾證方形，當絕其根。”當前面臨的這些重點問題，表面上是盲目野蠻擴張惹的禍，但究其根本，還是源于在推動發展中沒有尊重發展的客觀規律。這也是不同領域各類型風險隱患發生和累積的“原點”，是我們需防范化解的“最大風險”“根本性風險”。

下一步，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繼續按照穩定大局、統籌協調、分類施策、精準拆彈的基本方針，抓好風險處置工作。既要切實轉變觀念，增強風險意識和堅持底線思維，又要有解決具體問題的好辦法，制定可行的風險化解方案，還要有長遠的眼光，及時預判風險、識別風險、處置風險。在用好制度之力上下功夫，加強法治建設;在壓實責任上下功夫，壓實地方黨政同責，壓實金融監管、行業主管、紀檢監察等部門責任，壓實企業自救主體責任;在強化能力建設上下功夫，補齊監管短板，建立一體化風險處置機制，提高跨市場跨行業統籌應對能力……總而言之，就是要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確保“中國號”巨輪在新時代的航程上行穩致遠。

(調研組成員：本報記者 欒笑語 于 泳 郭子源 原 洋)

以自身確定性應對不確定性

——正確認識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下)

本報調研組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陰霾未散，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增長曲折，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之間實力對比變化顯著，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和格局面臨重構;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世界，全球面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逆全球化加劇，令原本就不穩定的世界更加動蕩;全球性問題種類繁多且復雜多變，地區熱點此起彼伏，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新干涉主義有所上升，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可以說，當今世界最大的風險，就是日益凸顯的不穩定、不確定。這一趨勢在經濟領域表現得尤為突出。

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正確認識和把握五個新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并將“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作為其中重要內容，正是立足兩個大局、深刻洞察世界動蕩變革大勢給出的科學判斷，也是我國直面“不確定”構建發展確定性的關鍵一招。

在把握經濟規律中應對不確定性

有經濟學家預測，在新冠肺炎疫情、烏克蘭危機等一系列風險挑戰下，全球經濟將進入“三高一低”格局，即高利率、高通脹、高債務和低增長。歷經了蓬勃發展的全球化和總體上的經濟繁榮之后，世界經濟呈現出發展乏力、對抗博弈加劇、逆全球化思潮上升、風險擴散加速等態勢，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

幾十年來，中國深度融入全球化進程，在世界的發展中發展。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全球性變革和風險加劇在國內經濟領域的投射。

從我國自身看，所處的發展階段、錨定的發展目標、現實的發展趨勢等都呈現出一系列新特征。社會主要矛盾發生重大變化，發展模式從規模擴張轉向質量提升，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艱巨繁重，經濟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雖然發展前景向好，但也面臨著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所帶來的困難和挑戰，加之新冠肺炎疫情沖擊，經濟運行面臨的壓力可想而知。

一系列新情況、新變化、新目標、新要求，必然會帶來新的問題。我們通過幾十年高速發展積累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也具備了開啟現代化新征程的有利條件，但兩個大局相互交織，疫情沖擊持續反復，我國在面臨前所未有發展機遇的同時，面臨的風險和挑戰亦前所未有。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22年的經濟工作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也就是說，首先要確保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在此基礎上謀求更好發展。一個“穩”字，既凸顯了發展不確定、不穩定因素明顯增多的客觀情況，又明確了下一階段經濟工作的側重點和著力點，給出了在充滿不確定的環境中構建經濟發展確定性的清晰指向。

在一個更加不穩定、不確定的世界中謀求發展，就必須從不確定性出發，觀察經濟運行的基本態勢，形成對經濟運行的基本看法;從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憂患意識出發，評估各項政策效果，考察市場主體行為;從構建發展的確定性出發，堅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斷做強經濟基礎，推動高質量發展。唯此，才能成功應對各種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風險，“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

牢牢把握“最強基礎” 充分發揮“顯著優勢”

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始終堅持正確認識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和階段性問題，不斷調整思路和戰略。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強調要發揮好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對可能出現的各種風險挑戰時刻保持警醒：強調居安思危，見微知著，避免發生重大風險;部署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做好應對各種形式風險挑戰的一系列準備;明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抓好實體經濟、金融系統等重點領域……歸根結底，就是無論國際風云如何變幻，都堅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

做好自己的事情，首要的是確保實體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牢牢盯住實體經濟領域可能出現的風險。實體經濟基礎不牢，經濟全局就會地動山搖。

綜觀歷史上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其實質都是生產過剩，也就是實體經濟出現了扭曲，矛盾不斷累積，形成總爆發、硬著陸。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正是由于危機發源地美國在發展理念和實踐中都過于重視虛擬經濟、忽視實體經濟，才釀成次貸危機，進而造成危機如海嘯一般在全世界蔓延。“自己的事情”有千條萬條，但穩住了實體經濟，就能穩住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底盤。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在經濟領域辦的頭等大事就是化解實體經濟風險，重點是解決產能過剩問題。我國曾經出現的產能過剩范圍之廣、數量之大、影響之深，并不多見。以鋼材為例，2014年一年時間，鋼材綜合價格指數從99.14點下跌至83.09點，降幅達16.2%。進入2015年，下跌趨勢不但沒有減緩，反而更加劇烈，半年降幅就達19.7%。面對嚴重的產能過剩情況，黨中央按照消化一批、轉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的思路作出工作部署，經濟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齊上陣，搶在事態惡化之前剎住了車。

在此基礎上，中央進一步判斷：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因素，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深層結構性問題不容忽視，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錯配和不適應已經是累積風險的重大源頭。比如，我國一些行業和產業產能嚴重過剩，同時大量關鍵裝備、核心技術、高端產品還依賴進口，是供給側、生產端出了問題;又如，農業的一些供給沒有很好適應需求變化，在一些年份中，大豆生產缺口很大，玉米增產則超過了需求增長，牛奶等產品還難以滿足消費者對質量、信譽保障的要求;再如，居民的部分消費需求在國內得不到有效供給，消費者將大把鈔票花費在出境購物、“海淘”購物上，購買的商品從奢侈品向電飯煲、馬桶蓋這樣的普通日用品延伸。事實證明，如果不從生產端入手解決問題，不使供給和需求達成新的動態平衡，不但已經存在的問題難以解決，而且會引發諸多新矛盾。由此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大力深入推進，正是不斷化解實體經濟風險的務實舉措。

在行動上果決，也要在理念上深化。從如何認識產能過剩問題，到如何認識實體經濟，再到如何處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我們反復強調實體經濟的極端重要性，逐步清晰實體經濟與其他領域的關系，特別是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問題，提出金融必須回歸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本質，在推動實體經濟優化結構、提升質量的同時，避免金融反映以及放大實體經濟領域存在的扭曲。這也是保證我國中長期經濟發展“成色”的重要一環。

有研究認為，基于對金融與實體經濟關系的認識不同，不同國家的長期發展實力對比會發生明顯變化。以中美經濟實力差距的“喇叭口”變化為例，2004年，美國和中國的GDP分別約為12萬億美元和2萬億美元，美國經濟實力約是中國的6倍;到了201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10周年時，美國和中國的GDP分別約為20萬億美元和14萬億美元，美國經濟實力是中國的1.5倍左右。其中，固然有美國作為國際金融危機發源地而遭受重挫的原因，也反映出金融脫離實體經濟的惡果在較長一個時期內都難以消除。即便美國等西方國家看到了實體經濟的重要性并推動“制造業回流”，但長期形成的政策取向、價值取向以及資源配置態勢難以掉頭，以至于在危機爆發多年后，依然面臨實體經濟基礎不牢的痛點，甚至在更長一個時期內導致經濟復蘇乏力。這些國家在實體經濟上栽的跟頭不小，教訓也是深刻的。

作為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財富之源，實體經濟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性怎么強調都不過分，必須牢牢抓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不斷夯實實體經濟基礎，做到“正氣存內，邪不可干”。

充分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 增強發展主動權

大國經濟的特征都是內需為主導、內部可循環。在當前國際形勢充滿不穩定性不確定性的背景下，立足國內、依托國內大市場優勢，充分挖掘內需潛力，十分重要。

我國擁有全球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體系、強大的生產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以及1億多市場主體和1.7億多受過高等教育或擁有各類專業技能的人才，有包括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在內的14億多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規模內需市場，正處于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快速發展階段……這些都充分表明，我國經濟潛力足、韌性強、回旋空間大。在逆全球化思潮上升和世紀疫情對經濟發展構成嚴重沖擊的情況下，超大規模市場資源將形成可持續發展的巨大優勢。一方面，經濟增長的內需潛力將不斷釋放，繁榮國內經濟、暢通國內大循環;另一方面，國內市場能夠為各類產品和服務提供消化和循環的空間，并在此過程中實現產品創新、產業升級、技術迭代。2021年，我國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79.1%。未來一個時期，國內市場主導國民經濟循環的特征會更加明顯。

面向未來，我們要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及其他各方面創新，加快推進數字經濟、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形成更多新的增長點、增長極。這不僅能夠在短期內有效應對金融風險和外部沖擊，而且還會不斷鞏固和增強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進而將市場資源優勢轉化為內涵式增長優勢，轉化為新時代新階段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的新優勢，在任何風險挑戰面前牢牢把握發展的主動權。

從這些角度來看，我們反復強調要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并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歸根結底就是以“做好自己的事情”來抵御一切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風險挑戰，這也是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根本舉措。

高質量制定政策 高質量執行政策

一個時期以來，國際環境不確定性因素增多，國內經濟恢復仍不穩固、不均衡，形勢比預期的更加復雜，推動經濟穩定運行面臨的困難比預料的更多。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中，預期轉弱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最為深遠。如果投資者對企業和行業發展信心減弱，就會喪失投資意愿，消費者對未來一個時期的穩定收入信心減弱，就會不敢消費、增加儲蓄。消費和投資都乏力，供給與需求都收縮，進而帶動預期繼續波動，形成整體上經濟下行的勢頭。

面向不確定構建確定性，政策的坐標要穩，政策的發力要準。中央要求“必須堅持穩中求進，調整政策和推動改革要把握好時度效，堅持先立后破、穩扎穩打”“各地區各部門要擔負起穩定宏觀經濟的責任，各方面要積極推出有利于經濟穩定的政策，政策發力適當靠前”，進一步強調政策作用，并對宏觀政策、微觀政策、結構政策、科技政策、改革開放政策、區域政策、社會政策作出具體部署，正是意在以政策之“錨”穩預期、強預期。

以政策之“錨”穩預期、強預期，關鍵在于高質量制定政策、高質量執行政策。在政策制定上要充分評估政策影響，加強風險意識，堅持系統觀念，根據形勢變化及時作出動態調整;推動改革要把握好時度效，必須將“不確定性”作為常態化考量的重要內容，精準研判政策出臺時機與推進節奏，既要對經濟領域慎重決策，也要充分考慮非經濟領域政策對經濟領域的影響，防止局部合理政策疊加后造成負面效應的“合成謬誤”;執行政策要堅持實事求是、穩扎穩打，不能超越發展階段、脫離實際情況想問題、看問題、解決問題，不能把長期目標短期化、系統目標碎片化，尤需防范將整體任務簡單一分了之的“分解謬誤”，造成政策目標落空無法實現。

以政策之“錨”穩預期、強預期，當前的重點在于因應形勢、精準施策，推出有利于經濟穩定、有助于解決堵點的政策。具體到做好今后一個時期的經濟工作，就是宏觀政策要穩健有效、微觀政策要持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結構政策要著力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科技政策要扎實落地、改革開放政策要激活發展動力、區域政策要增強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社會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線。尤其是政策發力要打好“提前量”，及時精準預判，抓住關鍵節點，力爭始終走在市場曲線前面。

總而言之，經濟社會發展是一個系統工程，需把戰略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綜合考慮政治和經濟、現實和歷史、物質和文化、發展和民生、資源和生態、國內和國際等多方面因素。既要考量政策的短期效果，又要研究中長期影響;既要著眼于推動單一領域發展，又要看到關聯領域態勢;既要瞄準單一目標發力，又要充分考慮相關舉措對實現全局發展目標的影響。

邁上新的征程，“婁山關”“臘子口”還有不少，各領域短期內難以解決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都有隨經濟下行而“水落石出”的風險，但我們依然有正視困難、堅定信心的底氣。我國經濟韌性強，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會改變，支撐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有利因素和條件仍然不少，依然處于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留有足夠的政策空間和充足的政策工具儲備。只要堅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尊重客觀實際和群眾需求，堅持系統思維，做好科學謀劃，加強調研、慎重決策，就能穩定宏觀經濟，推動經濟實現質的穩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在化解已有風險的同時不增加新的風險點，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